20年新冠席卷全球，全世界的热点几乎整年都集中于疫情控制、经济衰颓、对峙动乱上，庞杂混乱之下，人们已经清晰感知到了世界局势正在向东方倾斜，而这种转变的最大动因就是中国。
据相关部门预测，今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的75%，成为其跻身世界霸主以来的最大威胁，中美关系已然成为国际局势发展的风向标，为全球各国紧张注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西方世界忧心于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而中国自己也到了该思考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时候。
中国是否需要去争夺“第一”？是否应尽快抢占“世界中心”的位置？在巨大的宏观变局之下，这些选择将影响后世百年，改写人类历史，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回顾与前瞻。
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2009年曾以“寻找新世界”为题详尽解析了“中国”、“世界”和“中心”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中国迫不及待想成为“世界中心”是灾难性的。追随他的视角，横纵透视中国，理解中国世界观的变化历程，有利于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与未来世界的相处方式。
“世界”不是中国本土的词汇，而是随佛教传入的，“世”代表时间，“界”代表空间，“世界”原本指时间和空间的集合，后来泛指一切有形无形的时空。经专家考证，“世界”在19世纪末成为中国民间通俗用语，20世纪开始流行，现在在政治界最为常用。
那么在“世界”这个词世俗化之前，中国用什么代表广义上的时空之下的社群和域性存在呢？用天下！“天下”之说在中国自古有之，且形成了一种广袤的文化溶于人们的认知之中，许多学者都曾论证过中国的“天下文化”及其对中华民族特性的深远影响。
赵汀阳的解释极具代表性：中国人所谓的“天下”是地理上的、民众心理上的和制度上的世界，是一种宏大的概念，无所谓边界，无所谓种族，所及之处皆天下，天下之内皆共通，矛盾冲突可调节。赵汀阳的“天下”囊括了地理、人文和政治，是一种全方位的阐释。
以此出发纵向对比：人类社会早期技术有限，各个大洲孤立，国与国交互稀薄，人口流动性弱，人的认知边界也是很窄的，故而中国古代的“天下”指代的更多是目之所及的王朝之域，治下臣民，带有一种局限的国族性质。
与赵汀阳所述的更具后现代意义的多元“天下”不尽相同，“彼天下”非“此天下”。
横向对比：在中国之外，甚至当下国内的主流观念中，“世界”只是一个地理和社群上的概念，世界里充斥着对立与矛盾，与赵汀阳倾向政治、地理、人文协调统一的“天下”意义并不重合，因此我们的“此世界”与外部认知的“彼世界”也不相同。
“世界”代指时空，现实的时空变换也在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这种融合与冲突交织的状态使得中国人的世界观在漫长的历史中产生了动态流动和发展，但一切变化都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中心论之上。
中国两千年王朝史中，“天下”即是人们认知中的世界，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国族边界，早期具化为四海、八荒、九州、五服等具体区域理念。秦大一统后，中国强大的凝聚和向心文化形成，向心的标的就是中原。
相较于少数民族生存的边陲之地，中原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交通便利，最早诞生文明，建立城池，吸纳主流人口，组建政治中心，形成文化，被视为中心理所当然。
最初的自然地域向往逐渐发散，慢慢形成文化、政治、军事、城市生态等多元化的中心崇拜，中心向外辐射的影响力再吸引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向内凝聚、侵袭，最终衍生了历朝历代逐鹿中原的历史惯性。
这种中心模式在其他地区也存在，比如东南亚的曼荼罗政体，就是以神权为中心向整个社会辐射，越到边缘控制力和文明程度越模糊。
这种模式被现代学者称为“灯泡政治”模式，即统治者在中间发光发亮，民众向灯光聚拢，越向边缘越暗淡，明暗没有明显交界。相较于其他地区的中心崇拜，中国的中心观因为绵延的文化繁荣和阶段性的政治强化更加细化、强劲。
王朝史中的中国世界观其实是一种小范围的现代“世界”概念，那个“世界”里也有地域边界，有各种民族社群，有冲突和矛盾始终存在，只不过一切都在统一的大体制框架下进行，范围只在王朝治理之下或人们的有限认知范围之内。
这种中心观事实上是以自我为中心建立的，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是局限的，被项飙视为一种“世界的外化”，因为国家一直强大、体系未从外部打破维系了两千多年，但随着工业革命、科技爆发，到底迎来了一次巨大的转变。
十八世纪，西方开始工业革命，先发国家发起了海权之争。彼时的中国仍沉浸在自己的中心世界观中，以致一个世纪后坚船利炮开到门前时中国毫无抵抗之力，整个社会迅速被外部势力冲垮。
盛世王朝的风光被乱世败局的哀嚎苦痛取代，外部的军事、文化、科技流进这片土地，巨大的落差几乎冲毁了自我中心观，让闭门自耕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与缺失。
于是，进步群体纷纷积极出国留学，归来后为救亡图存举起革命大旗，大搞“打倒孔家店”和“思想革命”，孙中山感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康有为将中国传统的汉夷之论倒置，将西方比喻为先进的中心，中国为落后的蛮夷。
当时的中国第一次跳出传承了千年的自我中心和世界外化惯性，开始正视和承认外部世界，并将自己视为一个对象，走上自我审视、自我批判和改革的道路。
王朝倾塌后，中国传统的统一框架和体系随之湮灭，“天下”的边界被打破，社会开始进入混乱中状态，军阀、小政府交织，外敌入侵，战事不断。人们想对抗些什么，但又找不到清晰的对象，造成社会崩塌的腐朽君权和传统文化就成为了目标。
这期间，蔡元培号召人们团结一致战胜自然，梁启超则以“民族”取代了传统的“国家”定义。“民族主义”这种全新的解释终于给纷乱无序的社会找到了一个新的凝聚点，再次支撑起了中国的国族概念。
清覆灭后，中国全然接受了外部世界的既存现实，仰视又畏惧先进而具有侵略性的西方，但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核武的诞生，全球进入相对稳定期，战争消减和经济重要性的攀升给世界格局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从国内看，清朝时中国自认自己是中心，对外部世界严防死守，最终脱离历史潮流，因外敌入侵而覆灭，中国盛行2000多年的自我中心世界因此观终结。
碍于一甲子被侵略的苦痛、国际局势的动荡复杂和外部势力的虎视眈眈，建国前后，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相对谨慎，目光集中于国际动向，精力集中于内部和外部革命。
但当时的西方世界先进、强大，民众对于西方的崇拜十分鼎盛，学者们公费、自费出国留学，一部分吸收西方的科学和理念带回国内，促进国家革命发展，一部分留居国外没有再回来。
因为落后现实，当时中国自认为是世界边缘，西方是中心，整个社会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介于向往与畏惧之间，颇为自我矛盾。
从国际角度来看，当时共产国际的兴起冲击了传统的国族边界，对抗法西斯和资本主义在一段时间内成了拥护的国家和民众的共识，中国也顺势加入其中，成了反侵略的第一线。
中国在第三国际的支援下建立、壮大，马列主义被写进我们的革命纲领，毛主席吸收世界革命理论，结合本国实际创造了适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向世界贡献了先进、辩证的中国革命理论，革命英雄属于国际，国际大势造就革命英雄。
这期间，无论对众多的国家还是对中国，“世界”都不是一个封闭的、边界分明的概念，而是一个庞大、交融的意义，打破了地理、人文、政治界限，事实上与赵汀阳解释的“天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
从国内来看，新中国成立虽然结束了数十年的痛苦战乱实现了统一，但并没有使社会一夕摆脱战后遗创，整个国家在自我矛盾与自我纠正的路上挣扎了二十多年。50年开始的三年抗美援朝，58年之后的三年大Y进，66年后的十年动荡……
中国在建国初一直忙于清扫战后局势、稳定社会环境、摸索规范性、强化正统性，一边在贫弱之下为生存和温饱挣扎一边忙于内部改革和自我纠错，虽然与许多国家恢复了邦交关系，但当时的中国更多精力都放在自我革命上。
但与苏联恶交后，苏联的援助戛然而止，刚起步的工业发展陷入困境，自身改革能力不足迫使中国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国际社会。
从国际局势看，建国初期中国站队苏联，但苏联奉行扩张主义，陷入与美国的对抗。1969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更改对外发展路线，开始向美国靠拢，成为美苏对抗的跷跷板。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成功融入国际社会。
1974年，毛主席以广阔的国际视野总结了三个世界理论，将强大的美苏定义为第一世界，贫弱的亚非拉等地定义为第三世界，日、欧等国家是第二世界，认为中国可以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在美苏对立的夹缝中保持军政独立，与第二、第三世界积极合作。后来，三个世界理念成为国际上层级划分国家群属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比这一理念先行的中非合作也在中国重返联合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理念共通到经济合作，再到政治制衡，中国在这期间全方位入局国际，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从警惕观望变成了积极加入，中国开始从大世界吸收，与大世界融合。
二战结束后，核武开始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大国之间的大规模热战可能直线降低，世界进入平稳发展阶段，经济和工业发展成为国家发展要务。
通过长久的内部改革阵痛结束后，邓公时代来临，作为改革先锋，他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改革内力不足，进步缓慢，想要跟上世界的脚步必须更大幅度学习与融入国际，故而推出了更为大胆的“改革开放”政策，第一次将“开放”列为国策。
邓公的改革与赫鲁晓夫的改革根本差别就在于开放性，赫鲁晓夫选择闭门改革，缺少宽度和推力，而邓公的开放加改革则通过大量借鉴和吸收国外优秀经验和技术实现自我优化，世界性的强劲动力将中国推上了发展快车道。
两种改革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90年代苏联解体，40年后中国成为直逼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中国从与世界的对接中受益，摆脱了受困一个世纪之久的“恐外症”，开始更大脚步去拥抱世界。
20年新冠爆发与美国的疯狂施压下，中国推动了RCEP的签署、对欧商贸谈判、金融市场更大幅度开放等政策，都凸显了深入开放的决心。这期间，人们的世界观也迅速转变，“世界”不再只是一个政治场上的“常客”，也成为寻常民众踊跃讨论和思考的话题。
中国的三次对外态度转变不仅对世界影响深远，对中国本身的影响更为巨大，数千的历史、文化和传统都在短短几十年间反复损益，成为一种更广泛、更全面的全新世界观的一部分。
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后，世界进入一超多强的时代，中国通过与世界接触、合作撑宽了世界观和国际视野。但就在这样一种世界观本该更为多元、丰富的情况之下却出现了一种逆反现象——世界的声音更单一了，中国对国外的认知更单一了，全世界的世界观好像都在看似膨胀中萎缩了。
90年代后的二十几年时间里，互联网成了世界文化和声音传播的主流，掌握科技、军事、经济、舆论霸权的美国成为世界的绝对中心。
这期间，各国的学者在讨论和互相学习，但一些学术概念和定义渐渐失去了灵活性，很容易在有意无意的反复认证中被定性为定理，形成固化思维和极端意识形态，民众被各种形式的舆论大潮牵引，失去主观判断力。
就像国内一段时期公知被奉为世界之窗，一段时间又被视为过街老鼠；一段时间流行汉语热，一段时间又非英语不学；一段时间推崇西方的自由主义、资本无罪，一段时间又视其为豺狼虎豹；一段时间视欧美为中心，一段时间又回归自我中心。
世界的信息交互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好形式，反而像声波过滤器一样，将大势放得更大，淹没了少数声音，对世界的打乱作用与优化作用一样强烈。当下的世界观不再是一种可以长久稳定维持的东西，而成了随风倒的杨柳，正在信息爆炸和简化思维中失去辩证性。
随着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我们思考的“天下”不再是国境之内，而成了地球之上。将世界看做一个可以协调、有共同之处的共同体，摆脱思维局限和噪声干扰，全方位着手，在大环境中多认知多学习真正在自我完善的路上永不落伍。
中国的世界观转变是复杂的，随历史进程和世界大势而动，从19世纪之前的自我中心论到之后近60年的西方中心论，再到之后的美国中心论，随着今年的新冠疫情又渐渐回归到自我身上。
这种转变在开了倍速的当下时代并不独独发生在中国，几乎所有国家都在经历，无论是与中国经历类似，被侵略、殖民过的印度、非洲，还是英、法、德、日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世界的多元性和变化性毋庸置疑，但中心性在当下这个时代正面临巨大的挑战。无论出于利益还是证实自身存在性的需求，几乎每个国家都想放大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但大多数衰弱的国家都得不到想要的重视。
越来越盛行和深入的多边主义合作和交融使得世界变得更小，沟通协调变得更为复杂，更需要规范，为此世界秩序还是必要的，但这一秩序是否需要中心、有几个中心仍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西方世界曾以军事和文化、经济、科技框架和标准来主导世界，但近年来亚洲的崛起正在打破世界格局，疫情后衰落的美国、联合的欧盟和团结的东亚将无疑都将以经济体量分占各地区中心，世界会形成多中心鼎立的格局。
而依据发展趋势预测，亚洲和非洲的发展空间巨大，欧美衰落可能很大，世界中心易主在未来还会再次发生。因此多中心和中心转移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大势。
中国作为可以与美国多方位竞争，未来必将超越美国的国家，是否应该趁今年的新冠之乱抢占世界中心的位置？激进人群大概会提出这样一种讨论，中国会借机扩大影响力，增强经济合作，但不会迫不及待去抢占中心的情况几乎不会发生，未来也可能不会发生。
从历史上看，数千年间，中国虽然长期是世界的绝对经济中心，但对外攻击性极弱，没有殖民或抢占过其他国家，激烈反映大都出于自保目的，现在国际盛行的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可笑的。
从政策和现实来看，中国将和平发展作为国策，本国发展疑难众多，当下主要重视自我改革，等待世界中心自然过度的需求和意愿更加强烈。
从文化上看，中国讲求天下大同，共同体，无论从低调内敛的文化还是日后的责任分担上来看，都更愿意做个国际事务参与者，而不是美国那样的执杖者。
世界是复杂的、多元的、不断变化的，不能以单一的标尺和概念去衡量和定义，一旦给世界套上一个定义将其固化、外化，就会对世界失去正确解读和判断，被世界绞杀。
一些人将世界中心视为权利和威信的象征，对其趋之若鹜，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威信的背后就是相应的责任和山顶带来的膨胀与傲慢，谁刻意去抢占中心谁就开始膨胀，谁得意于身处中心谁就面临衰落的风险。
盛极而衰在中国每次朝代更迭时上演，在先发的西方老牌帝国一遍遍重复，已经给了现世足够教训，历史和现实都在告诉我们，如果文明只有烟花般一瞬，再辉煌也显得可怜，求一时盛极是愚，求长治久安才是慧。